茶具发展的历史
安化黑茶传媒平台 / 2020-07-08
用于饮茶的器具总称茶具。中国茶具历史悠久、种类繁多、产地广、器具造型优美，既具实用价值，又有收藏价值，为历代饮茶爱好者和茶具收藏者所喜欢。
茶具和茶器是在不同时期对饮茶器具的称呼。从文献上看，饮茶器具最早被称为“具”。西汉王褒《僮约》载：“烹茶尽具”。西晋杜育《荈赋》，曰“器择陶简，出之东偶(瓯)”，唐《广陵耆老传》说东晋茶事，也将茶具称为“茶器”。唐陆羽《茶经》，承前朝将饮茶器具统称为“器”，以示区别加工用具。同代的张又新《煎水茶记》，曰“善烹洁器”，一直到宋初蔡襄《茶录》还称为“器”，曰：“于净器中以沸汤渍之。”宋审安老人《茶具图赞》(1269年)将所有饮茶用器具统称为“茶具”。元代周密《癸辛杂记》记载“长沙茶具精妙甲天下”。此后明代、清代有关茶叶文献绝大多数称饮茶器具为茶具，沿至今日。 茶具是因饮茶活动的需要，而从日常饮用器具中分化出来的专门饮茶用具。 茶被发现和初期利用时代，是作为药用、食用的植物，相传“神农尝百草，日遇七十二毒，得荼而解之”，秦汉年代(前206年左右)《神农本草·木部》载，“茗、苦荼，味甘苦，微寒无毒，主瘘疮，利小便，去痰温热，令人少睡”，汉司马相如《凡将篇》(前140～前122年)开列的中草药中有“荈、诧”，同时，《晏子春秋》一书指出晏相(前514年左右)在齐景公时，将茶作蔬菜食用。所以，唐皮日休在《茶中杂咏》(约838-约883年)序中说，“称茗饮者，必浑以烹之，与夫瀹蔬而啜者，无异也”。上述材料说明茶在当时曾作药物和食物用，因此没有专门的饮茶用具。 西汉王褒《僮约》中，出现“烹茶尽具”，只告诉人们西汉时已有茶“具”，但未明确是何种茶具，何种形状和质地，是否专用,20世纪七八十年代浙江上虞出土东汉的碗、壶、盏，以及江西的陶炉，尤其是浙江湖州出土的东汉内外施釉，肩部刻有“茶”字的青瓷瓮，被专家证实是茶具时，人们才第一次知悉古代茶具的模样，魏张揖《广雅》介绍当时饮茶，曰：“先炙令色赤，捣末置瓷器中，以汤浇覆之，用葱姜芼之。”此“瓷器”是否专用尚难肯定，西晋左思的《娇女诗》曰：“心为茶荈剧，吹嘘对鼎䥶”，鼎䥶应该是茶具。而同时代的杜育《荈赋》，“酌之以匏，取式公刘”，匏是古代酒器，作为饮茶用，说明当时饮茶用具和酒食具的区分并不严格。可见茶具虽自汉就有，但在唐前的很长时期内，仍有混用现象，直到唐陆羽《茶经》总结了前人和唐时的饮茶情况，提出一套陆羽认为值得提倡的饮茶方法而设置的茶具时，才形成了中国成套的专用茶具。 饮茶用具经过从无到有，从粗糙到精致，从混用到专用，从单件到成套茶具的历程，取决于茶叶生产，饮茶方式以及当时的技术进步。 茶具虽始于汉，但形成系列的专用茶具现于唐。唐时饮茶风盛，唐封演《封氏闻见记》：“京邑城市，多开店铺，煎茶卖之，不问道俗，投钱取饮。”饮茶普及，而促进了茶具。唐初高宗时，画家阎立本《萧翼赚兰亭图》画卷中反映了唐时的茶具，有风炉、茶铛、带托的茶碗、茶碾和茶粉罐。唐玄宗天宝二年(744)，为举行通航庆典，每条彩船代表一个地方，分陈其土特产于上。在豫章郡(今江西南昌)船上，摆放“瓷器、酒器、茶釜、茶铛、茶碗”等，欢歌以进(《旧唐书·韦坚传》)，表达了茶具已开始作为某地的名产。 唐代制茶采用蒸青法，将茶叶放在甑釜中蒸熟，然后捣碎，把茶末拍制成团饼，最后将茶饼穿起，焙干后封存待用。饮茶时，先把茶饼捣碎，碾成细末，当水在釜中初沸时，以盐调味，再用竹夹环击汤心，然后下茶末，再置于茶碗中饮用，煎茶法成为主流。所以唐陆羽撰《茶经》，在四之器中，将饮茶器具分为8大类24种共29件。其中生火燃具有风炉、灰承、筥、炭挝、火䇲；煎茶用具有鍑、交床；炙茶和碾茶用具有竹䇲、纸囊、碾、拂末、罗合、则；贮水和存盐贮具 有水方、漉水囊、瓢、熟孟、鹾簋、揭；盛茶和清洁用具有碗、畚、札、涤方、滓方、巾；茶器贮具有具列、都篮等。 唐代饮茶的陶瓷器具主要是瓷壶(亦称注子)和瓷碗。当时有三大著名瓷窑，一是浙江余姚的越窑，以烧制青瓷茶碗著名；二是湖南的长沙窑，以釉下彩绘的瓷壶盛名；三是河北的邢窑(内丘)，以烧制白瓷茶碗取胜，而且普遍采用“茶托子”，即盏托，说明瓷茶具开始配套，专用性更强。 “秘色瓷”是瓷中精品，产于越窑。浙江的余姚、上虞一带自汉代始烧窑，唐时为鼎盛期，烧制的青瓷有碗、壶、托盏等，备受陆羽青睐，称其为“类玉”、“类冰”，最宜衬托茶色。所以，越窑为南瓷代表，与邢窑形成“南青北白”的瓷器格局。在越窑的产品中，秘色瓷烧制技术、配方、工艺不传人，传器极少，增添了神秘感。唐陆龟蒙《秘色瓷器》诗曰：“九秋风露越窑开，夺得千峰翠色来。”后世宋代赵德麟《侯鲭录》曰：“今之秘色瓷器，世言钱氏有国越州烧进，今供之物，臣庶不得用，故云秘色。”1987年陕西法门寺出土文物有秘色瓷器，被视为文物研究工作的突破性发现。 唐时，饮茶用具崇尚金属制品，故陆羽云：“瓷与石皆雅器，性非结实，难可持久。用银为之，至洁，但涉于侈丽。雅则雅矣，洁亦洁矣，若用之恒，而卒归于铁也。”所以唐朝茶具如鍑皆用铁。在“金银为上”的思想影响下，唐皇室多以金银为茶具。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器具有成套的金银茶具，其中有炙茶用的鎏金镂空鸿雁球路纹银笼子、金银丝结条笼子，碾茶用的鎏金壶门座茶碾子，罗茶用的鎏金仙人驾鹤纹壶门茶罗子，贮茶用的鎏金银龟盒，放调料用的摩蝎纹蕾纽三足盐台、鎏金人物画银坛子，煮茶用的壶门高圈足座银风炉、系链银火筋、鎏金飞鸿纹银匙子，以及调茶、饮茶用的流金伎乐纹调达子等。这些器具多为唐咸通九年至十年“文思院造”，其中部分刻有“五哥”字样的器具为唐僖宗用物。 唐时饮有粗茶、散茶、末茶和饼茶，主要是后两者。至宋朝，斗茶风起推动了饮茶，陆羽提倡的煎茶法逐渐被点茶法所取代，所需茶具虽基本相似，但由于对茶之汤色等要求不同，所以对茶具形制和质地色泽上的要求也略有不同。 宋朝烧制茶具的产地有福建的建窑黑瓷、浙江的处州青瓷、河南的钧窑玫瑰紫釉、河北的定窑白瓷等。宋朝斗茶风盛，要求“茶叶色泽贵白”、“宜黑盏”，而“建安所造者绀黑，纹如兔毫，其坯微厚，熁之久热难冷，最为要用”。所以在茶具形制上，改大碗为小盏。盏实际是一种小碗，托口突起，托沿多作花瓣纹，托底中凹。同时斗茶也要求茶壶“注汤利(厉)害，独瓶之口嘴而已”，由此，宋朝的茶壶有了较大变化。至南宋，茶壶壶式由过去的饱满状变得瘦长，壶体的纹饰，由常见的莲瓣形变为瓜棱形。元朝的茶具跟宋代差不多，但壶形有变，宋朝的茶壶，流子多在肩部，元朝时移至腹部，真正可以达到“注汤利(厉)害”，因此流子比过去明显。元朝时景德镇创烧青花瓷闻名，日本“茶汤之祖”村田珠光特别钟爱，后人将青花瓷具别名为“珠光青瓷”。 宋时，蔡襄在《茶录》中，指出当时的茶具有“茶焙、茶笼、砧椎、茶钤、茶碾、茶罗、茶盏、茶匙、汤瓶”等。特别是宋审安老人《茶具图赞》，用白描将“韦鸿炉、木待制、金法曹、石转运、胡员外、罗枢密、宗从事、漆雕密阁、陶宝文、汤提点、竺副帅、司职方”呈现在人们眼前，使现代人更形象地了解宋代的茶具。 宋代茶具总体上要比唐代少一些，尤其在以下四个方面有变化：一改碗为盏；二改鍑为瓶；三改竹夹为茶钤；四改拼榈为茶筅。至元代基本沿袭宋制，但茶叶加工出现散茶(芽茶和叶茶)，萌芽冲泡法，茶具相应减少。元代的冲泡茶，其芽叶有时也要碾碎，元耶律楚材诗日：“青旗一叶碾新芽”，但在元代墓道烹茶图中未见茶碾，疑是直接冲泡。 唐宋时期饮茶以饼茶为主，元代虽开始饮用散茶，但在方法上饮用饼茶的痕迹未退。至明朝，皇帝朱元璋“废团茶”，于是散茶兴起，使用冲泡茶叶的方法成为主流。明代文震亨《长物志》曰：“吾朝所尚又不同，其烹试之法，亦与前之异，然简便异常，天趣备悉，可谓尽茶之真味矣。至于洗茶、候汤、择器，皆各有法。” 明代茶具虽然简化，但由于冲泡方法特殊，在许多方面都有专门要求。散茶易受潮，贮茶更显重要，所以明代采用贮焙结合，即用大陶罂烘干后，放入若干层干箬叶片，而后将烘干冷却的茶叶放入，其上放箬叶，最后用干燥后的六七层宣纸封口。平日取用的，“以新燥宜兴小瓶取之，约可受四五两，取后随即包整”。由于明代饮茶时要“洗茶”，即用热水洗茶，除去“尘垢”和“冷气”。洗茶采用茶洗，用砂土烧之，上下两层，上层底有筛孔，沙垢从孔中流人下层，取上层干净芽叶泡饮。此外，明代用汤瓶烧水，“瓶要小者易候汤，又点茶注汤有准，瓷器为上”〔张谦德《茶经》，也有人用金属汤瓶。在饮具上由于冲茶的需要，出现了小茶壶和白盏，取代了黑盏。明许次纾《茶疏》：“其在今日，纯白为佳，兼贵于小。”当时生产白瓷的汝、官、哥、宣和定窑都成为生产茶具的重要窑场，产品以宣德所产的白釉小盏最为著名，因形似鸡心，又称鸡心杯。杯是一种古老的用具，但作为茶具还是明代冯可宾《岕茶笺》中才提到。 此外，明代江苏宜兴用五色陶土烧成紫砂陶，与瓷器争名，出现了供春和时大彬两位著名艺人。由于紫砂壶有良好的保味功能，能吸附茶汁增积茶锈，冷热急变不易胀裂，传热慢又不烫手，成陶火度高，可直接置于炉火上，因而备受欢迎。而瓷器在景德镇又有创新，成化时的斗彩，嘉万年的五彩、填彩，都驰名于世。青花是釉下彩，即先画彩再敷釉烘烧。斗彩、五彩、填彩则是釉上彩，斗彩是在青花器上，再加红黄绿紫等各种彩料，釉下花纹和釉上彩共绘一体，相互争辉。明代《帝京景物略》载，“成杯一双，值十万钱”。 清代，六大类基本齐全，由于多为散形茶，故以直接冲泡法为主，尤其是省略明代洗茶这一程序，简化了茶具。 清代的茶具以陶瓷为主，所以有“景瓷宜陶”的说法。制瓷业尤其以康熙、雍正和乾隆三个时期最为繁荣。康熙时，景瓷除以生产五彩瓷为主外，还创烧了珐琅、粉彩两种新的釉上彩。珐琅彩瓷，是仿造铜胎珐琅器的色彩和纹饰烧制的，胎质洁白，薄如蛋壳，烧制程度相当完善。在康熙和雍正年间还创烧了一种盖碗和盖盏。盖碗和盖盏自古即有，但从文献记载上看，清代盖碗，尤其是在形质上与过去有很大的差别，主要表现在质地细腻、彩釉清晰、逼真、纹饰多样化。同时宜陶在清代有更大发展，这是和清朝政治体制有关，一大批游手好闲的八旗子弟及文人墨客，对宜兴紫砂陶爱不释手，使得一批能工巧匠应运而生，尤其是一些文人与陶匠结合，更创造了紫砂陶茶具的辉煌。清初的陈鸣远和嘉庆的陈曼生，所制之壶尤名于世。陈曼生是宜兴知县，也是清著名的篆刻家、书法家、画家和陶壶设计家。癖好陶壶，艺匠杨彭年按其意生产，形成曼生壶。杨彭年制壶不用模子，信手捏成，式样非凡；与陈曼生合作制作的被称为“当世绝作”的“曼生十八式”，形式多样，有“石铫式、汲直、却日、横云、百纳、合欢、春胜、古春、饮虹、瓜形、葫芦、天鸡、合斗、圆珠、乳鼎、镜互、棋奁、方壶等，每式上都有题识”。曼生壶一般由陈曼生刻铭题字，把柄上印有“彭年”小印章。 清代乌龙茶的出现，开创了一种新的饮茶方法。清施呜保《闽杂记》：“漳泉各属，俗尚功夫茶，茶具精巧；壶有小如胡桃者，名孟公壶，杯极小者，名若琛杯，以武夷小种为尚……饮必细啜久咀。”孟臣姓惠，江苏宜兴人，活动于明末清初(1598~1684年)，书法类唐大书法家褚遂良。其壶作品朱紫者多，白泥者少；小壶多，中壶少，大壶最罕，可见是制小壶能手。 此外，清代还出现了脱胎漆茶具、四川的竹编茶具等，使人耳目一新，更放异彩。 茶具的发生和发展与社会经济文化有关，更与时代习俗、审美观以及茶类的变化、饮茶方法有关。茶具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时代精神，印刻着历史的烙印；茶具还反映了当时的技艺水平。每个历史时期都有自己的主流茶具，也有承上启下的前朝茶具夹入其中。摘自陈宗懋、杨亚军主编中国茶经（2011年修订版）
